倫敦、紐約、香港、新加坡，之所以成就今日的地位，各有其歷史淵源。

“倫敦、紐約兩大金融中心，在形成之初都依托了母國的強大實力作支撐。”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說。倫敦得益于英國19世紀工業(yè)革命后造就的工業(yè)實力，英鎊又是當時的國際主要貨幣；紐約則背靠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之間的“美國世紀”，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(zhàn)以后隨著英國的衰落，美國強勢崛起，國際貨幣體系以美元為中心，迄今仍未改變。因此，倫敦和紐約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，是英國和美國的世界強國地位提供了堅實有力的后盾。

“香港和新加坡之為自由港，正如其名，是以自由為依存，重在開放、法制、透明。 ”陳鳳英說。

在功能定位和資源稟賦上，四座城市也各有“比較優(yōu)勢”。

倫敦和紐約各擅所長，陳鳳英介紹，紐約的強項在于期貨交易，憑借美元作為結算貨幣的有利條件，掌握全球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定價權；而在貨幣交易上，倫敦又比紐約更勝一籌，無論是銀行間交易，還是貨幣、外匯、保險、票據的買賣，倫敦都首屈一指。

香港和新加坡的自由港角色也是同中有異。香港的“金融中心”色彩比新加坡更為明顯，尤其是借時差與倫敦、紐約更好地形成互補。而且，香港在地緣位置上背靠中國大陸，后者既為其提供資源，又是其一大市場。新加坡借助港口多的優(yōu)勢，發(fā)展貿易和海運。 “從這一點說，香港比新加坡更具競爭優(yōu)勢。 ”陳鳳英說。

無論是金融中心，還是自由港，都讓四座城市獲益良多。

憑借完善的金融體系和立法、高度透明的監(jiān)管制度，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沒有隨風而去，仍為英國創(chuàng)造了大量財富，英國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二都來自金融中心的產出。憑借紐約的“金字招牌”，金融危機后，華爾街的虛擬經濟率先復蘇。自由港地位讓香港保持了經濟持續(xù)發(fā)展的良好態(tài)勢。新加坡的經濟騰飛更是明顯受益于自由港，日本經歷了“失去的20年”，韓國也受到金融危機打擊，唯獨新加坡幾乎總是立于不敗之地。

陳鳳英認為，上海的城市定位應更接近紐約類型，即一座擁有巨大經濟影響力的城市，成為經濟、金融、貿易、航運“四個中心”。以金融中心為例，上海已有歷史積累。解放前，大批外資銀行就進駐上海，上海已類似于自由港形態(tài)。改革開放以后，上海金融發(fā)展起步也早，浦東陸家嘴已成為央行主要機構、國際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駐扎地。因此，上海應該像紐約那樣是全方位的金融中心，特別是未來要掌握商品定價話語權。而且，上海更具備“紐約化”的特點和條件。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地理優(yōu)勢相似。上海和紐約都是港口城市，航運、海運、物流發(fā)達，便于開展貿易，這是倫敦所不具備的。

不過，陳鳳英指出，上海成為“紐約型”城市的前提之一是人民幣國際化。當然，這一進程非一蹴而就，至少需要20年時間。